杜甫与盛唐气象论纲

　　现存杜甫安史之乱前的作品虽少，但已充分体现出“盛唐气象”。他年轻时的《望岳》:“岱宗夫如何，齐鲁青未了。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。荡胸生层云，决眦入归鸟。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，不仅写出泰山的雄伟，尤其反映出一个盛世青年诗人的壮心豪气。这种“年少气盛”(浦起龙《读杜心解》)，在稍后的“骁腾有如此，万里可横行”(《房兵曹胡马》)、“何当击凡鸟，毛血洒平芜”(《画鹰》)等咏物诗句中，展示得更加突出。

　杜甫天宝中期进入长安求仕，诗中感慨个人遭遇，批判政治黑暗的内容增多了，但对于自己身为盛唐诗人胸襟气魄的书写，仍然激越震撼。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中“自谓颇挺出，立登要路津。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四句对自身才能志向的宣示，意气纵横。《醉时歌》写自己和友人郑虔的痛饮高歌，特别是“不须闻此意惨怆，生前相遇且衔杯”的结尾，同样见出追步李白的盛唐精神。

　　《兵车行》《丽人行》《同诸公登慈恩寺塔》等诗，虽以忧念时局为内容，但亦可见“盛唐气象”。《兵车行》从咸阳桥头送别征人的具体场面写起，但忽而山东，忽而青海;忽而今年，忽而往古;写前线牺牲，是“边庭流血成海水”;写后方荒芜，是“千村万落生荆杞”，观察思考都很宏阔。《同诸公登慈恩寺塔》诗中“秦山忽破碎，泾渭不可求。俯视但一气，焉能辨皇州。回首叫虞舜，苍梧云正愁。惜哉瑶池饮，日晏昆仑丘”一段，特别能证明“盛唐诸公之诗，如颜鲁公书，既笔力雄壮，又气象浑厚”(严羽《沧浪诗话》)的评价。

　　四

　　安史之乱持续八年，杜甫有近五年身处前方，大乱所带来的一切苦难杜甫多曾亲历。不过，杜甫始终相信王朝一定能获得胜利。作于此间的一系列名篇的价值，均需要从这个角度加以认识。

　　在历史学家看来，安史之乱是唐王朝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分水岭，但作为诗人，杜甫并不相信盛世会一去不返。唐肃宗至德元载(756)，杜甫一度被安史叛军拘囚长安，见证了各色人物的危难，但他依然写出“国破山河在”(《春望》)的信心之句。《悲陈陶》诗写平叛军队的陈陶斜惨败，其诗旨在于讴歌我军将士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，赞美广大沦陷区民众“日夜更望官军至”的忠贞品格。《哀王孙》诗前半写昔日王孙如今的困苦，此后则转为激励王孙善自珍摄，以待收复。“哀哉王孙慎勿疏，五陵佳气无时无”，表达了一份坚定的王朝信念。

　　杜甫在逆境面前亦能保持乐观。《北征》诗作于至德二载诗人因疏救房琯被肃宗墨制放还之后，照理说诗中应弥漫着苦闷失落的意绪。但诗在回顾安史之乱发生两年来的战争创伤，实写羌村妻小的生存维艰同时，又穿插“青云动高兴，幽事亦可悦”一段对自然界生机活力充满欣喜的刻画，与“粉黛亦解包，衾裯稍罗列”一段对小儿女娇痴调皮情态近乎戏笔的描绘，让人几乎忘记战争还在持续。如果注意到“昊天积霜露，正气有肃杀。祸转亡胡岁，势成擒胡月。胡命其能久?皇纲未宜绝”一段对收复失地的展望，特别是结尾“园陵固有神，洒扫数不缺。煌煌太宗业，树立甚宏达”四句坚信王朝基业永固的表达，可知杜甫的乐观之源。

　　杜甫并非无视战争的残酷，但他绝不因此而悲观。《赠卫八处士》《彭衙行》两诗所摄取的离乱时代的生活暖景与人间暖意，即反映出杜甫的积极态度。《洗兵马》诗中对中兴诸将的称颂与对乱后重建的畅想，尤其表现出杜甫的信心满怀。著名的“三吏”“三别”作于九节度相州惨败重大反复后，诗人一面矜怀前线军民，但又不断激励他们能同仇敌忾。《新婚别》中的新婚妻子，面对自己与从军夫婿“暮婚晨告别”的匆忙，先是哀怨，但随即又向征人致以“勿为新婚念，努力事戎行”的祝词。《垂老别》中那位“子孙阵亡尽”的老翁，面对国难，依然慷慨从军，“男儿既介胄，长揖别上官”。更表现一股令人感佩的豪壮。

　　五

　　唐肃宗乾元二年(759)，杜甫弃官，踏上了一个无法预测的前途。但越是艰难苦恨，杜甫越是斗志昂扬。逗留秦州、同谷期间的有关名作，首先表现出“盛唐气象”的风神延续。

　　杜甫经停秦、同时，安史之乱仍在迁延，而西疆又开始不稳。杜甫尤其在诗中表达其激扬的战斗意志。《秦州杂诗二十首》其五:“南使宜天马，由来万匹强。浮云连阵没，秋草遍山长。闻说真龙种，仍残老骕骦。哀鸣思战斗，迥立向苍苍。”清人沈德潜评此诗:“伏枥长鸣，隐然自寓。”(《唐诗别裁集》)浦起龙评结尾两句:“乃因神马而思建功，只就马说，壮心自露。”(《读杜心解》)尽管已在边鄙，但报国之志依然勃发。